抛弃其他的任何问题，诸如大义问题、民族问题、气节问题等等，就单论倒戈叛变的问题。若要问最有名的经常倒戈的将军，则首推冯玉祥将军。

从民国相关史料来看，冯玉祥将军一生至少经历了七次倒戈叛变。

第一次、滦州起义（倒清投革命）。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率滦州新军于1912年1月3日通电全国响应起义，宣布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彼时身为清军陆军第20镇（师）第80标第三营管带（营长）的冯玉祥亦参与起义，并被委任为北方革命军参谋总长。

第二次、护国运动（联蔡（蔡）倒袁（袁世凯））。民国四年（1915年）冯玉祥奉令率部入川与护国军作战，暗中与蔡锷联络，于次年3月私自议和停战，声明反对帝制。彼时冯玉祥是北洋军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

第三次、武穴停兵（联孙（孙中山）倒段（段祺瑞））。民国六年（1917年）11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举起护法大旗，段祺瑞命冯玉祥开往福建，与孙中山麾下的护法军作战，冯拒绝出兵，公开通电全国，主张罢兵息争，南北议和。彼时冯玉祥是北洋军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

第四次、北京政变（联张（张作霖）倒吴（吴佩孚））。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接受张学良50万银元的贿赂，宣布倒戈，随后发动北京政变。彼时冯玉祥隶属于直系，为直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任西北边防督办。

第五次、郭松龄反张（联郭（郭松龄）倒张（张作霖））。民国十四年（1925年）11月，郭松龄起兵反张，此时身为张作霖北京政府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亦加入到郭松龄的反张阵营中，出兵攻奉。

第六次、直隶之战（倒郭（郭松龄）为己（冯玉祥））。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初，正当郭松龄正率大军向沈阳进发，战斗处于白热化，正需冯玉祥和李景林支援之时。冯玉祥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突然率兵转而攻打自己盟友李景林的直隶，霸占天津。继而致使郭松龄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最终功亏一篑。

第七次、中原大战（联阎（阎锡山）倒蒋（蒋介石））。民国十八年（1929年），冯玉祥接受阎锡山的条件，联合反蒋。而彼时冯玉祥刚刚接受了蒋介石行政院院长及鄂、湘两省地盘的条件，宣布归附蒋。

若单纯的看以上的倒戈事件，冯玉祥将军可以说就是一个反复无常，两面三刀之人，谁弱就叛谁，谁强就跟谁。比如护国战争时，冯见袁世凯众叛亲离，败亡以在朝夕之时，就果断的背叛袁世凯，与蔡锷议和；北京政变时，冯见直系衰落，奉系渐强，果断接受张学良的贿赂，转投奉系，直接率兵转头攻打直系大本营北京。

但是，若以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细究这些倒戈事件，冯玉祥的“倒戈”多数时候似乎是有利于国家的事情。比如滦州起义，冯玉祥起义反对腐朽的清朝，意欲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这件事本质上是没有错的，反而是利国利民之事。再比如护国行动，冯玉祥反对袁世凯称帝，继而与护国军议和，这也没错，革命军好不容易才推翻腐朽的帝制，岂能再让袁世凯复立呢！

当然，也不可否认冯玉祥有些时候做的的确不地道，比如直隶之战时，他在之前明明就与郭松龄、李景林签订了攻守同盟的合约，可是就在郭松龄急需他们协助之时，他却为了一己私欲，公然的毁约，转头去袭击自己同盟的地盘，这等行径实在是让人所不齿。

不过呢！总体上来说冯玉祥是一个私德有亏，公德无亏之人，在民族大义上，冯玉祥做得还是很好的，至少他没有因为自己的私利，去出卖国家的利益，从始至终他都没做过一天的汉奸，反而是积极的抗击外敌。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冯玉祥与旧部方振武、吉鸿昌等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一举收复多伦等四县，不过最终因实力不济归于失败。此次抗击外敌虽失败，但冯玉祥却未放弃抵抗，为了自勉，他还在自己的书房题有一副对联：“救民安有息肩日，革命方为绝顶人”。

七七事变爆发后，冯致电第29军将士：“抗敌守土之责，断不容丝毫退让”，为筹措抗战物资，他是四处奔走于鄂、豫、湘、黔、川等地，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呼吁富人捐款捐物，为抗日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

总得来说，无论冯玉祥此前如何，在抗日战争之时，他不失为一个爱国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