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历史地理学报》，第20期，2019年12月，第1─40页，作者江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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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江俊伟，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博士后、特聘副研究员，中正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博士。

摘要

殷商政治势力范围的研究已有许多学者讨论，若要重新厘清此一问题，应结合一手史料殷墟甲骨文及考古资料，并以传世文献为辅。在运用甲骨文方面，可从殷王室与各个势力的关系来探讨王室权力的最大范围；考古遗址的运用则以「殷墟文化」为讨论中心，按遗存性质将殷墟以外遗址分为「小型遗址」及「中型遗址」。不采用出土地不明或单独埋藏的青铜器作为判断依据。根据上述原则，可将殷商势力范围分为三层结构：首先以殷墟为中心，资源的集中导致北至邯郸，南至鹤壁，东至古黄河，西至太行山出现的「真空」范围，属商王直接控制区；第二层为北至邢台，南至驻马店，东至山东淄博、济宁，西至荥阳及山西长治地区。根据遗存内涵及部分青铜器铭文可知，为服属于殷商王室的族群及部分王室宗族所在。此区域已非由商王直接管辖。第三层为北至秦皇岛，南至罗山，东至鲁北潍坊、鲁南枣庄，西至山西灵石、闻喜及陕西西安地区。从出现带墓道墓葬、随葬青铜器的比例更高，以及出现车马坑等，明显属更富独立性的区域。其中既存在服属于殷商王室的族群，亦有关系不稳定的势力，可能还包含与殷商不相隶属的「某方」。以上既可看出殷商势力的最大范围，亦可见殷商王室的控制力道随着范围外扩而逐步递减。

关键词：政治地理 卜辞 出土文献 考古学文化 殷代

一、前言

本文所谓「殷商」，是指传世文献记载「盘庚迁殷」之后的商朝。殷商政治势力范围是殷商史研究中基础且重要的问题，以往除了传世文献有零星记载外，近百年以来由于甲骨文、考古资料等一手史料不断地出土，顾颉刚、董作宾、陈梦家、岛邦男、李学勤、严一萍、叶文宪、宋新潮、宋镇豪、卢连成、韦心滢等学者均涉及相关问题的讨论。[1]前贤研究的史料来源有三：一、传世文献的记载；二、甲骨文所见地名；三、考古遗址的分布。不过这些依据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均不早于战国时代，并非研究殷商史的一手史料；甲骨文虽然存在许多地名，但地望大多存在争议；考古遗址存在对其性质的判断标准问题。因此学者的结论不尽相同。

为了解决此一问题，首先应以一手史料殷墟甲骨文、考古资料为主，传世文献为辅；在运用甲骨文方面，必须认识到殷墟甲骨所见地名有的与殷商王室关系不明，或者只是战争路经之地，且地望大多不可考。这些均不能作为讨论依据。因此合适的做法为，从殷王室与各个势力的关系角度切入。理论上只要能找出卜辞中离殷商王室最远且从属的势力，就能从他们的所在勾勒出王室权力的最大范围。这些势力可能是殷王室宗族（「子某」）、臣属的侯（「某侯」）或各个族群，[2]从属的判断标准为殷王室是否命令他们进行各项事务（如「令某」、「呼某」）、收受贡纳（如「某入」、「某来」）等。另外，卜辞中受殷王室命令的族群也有转为敌对相互争战的例子，说明该区域受殷王室的掌握较弱，亦可作为参考。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殷商的「势力范围」并非指秦汉以后大一统王朝对地方直接掌控形成的区域，而是指殷商王室直接控制地区与周边服属的势力构成的军事联盟范围。另外，殷周时期对土地的掌握是以据点为主，而非整片面积的掌握，因此下文讨论的范围是充满「空隙」的。研究殷周政治地理问题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对于考古遗址的运用，目前学者根据殷商势力的中心「殷墟遗址」中的陶器、青铜器及墓葬等遗存，对与其文化属性相似的遗址形成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称为「殷墟文化」。[4]笔者赞同此判断标准。不过各个遗址的内涵有所差异，需要加以区别。首先由于殷墟文化遗址较多，笔者只讨论遗存较为重要或丰富者。[5]目前发掘成果表明，殷墟文化以殷墟遗址为中心，其规模之大与遗存之丰富，已有许多论着提及。[6]至于殷墟以外的遗址，多数规模较小或遗存较少，可称为「小型遗址」，少数出现带墓道大墓或较为丰富随葬品的归为「中型遗址」。以往有的学者将青铜器的分布地纳入殷墟文化范围，进而将江西、湖南地区归为殷商势力区。但实际上青铜器属于珍稀物品，可能因为战争、贸易等因素流传外地，因此本文不采用出土地不明或单独埋藏的青铜器作为判断依据。是以据笔者统计，殷墟文化范围包含今河南省全境，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半部，安徽西北部，山西中、南部及陕西东部一带（见下图）。

图2 殷墟以北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1安阳辛店 2林县下陶 3磁县下七垣 4邯郸涧沟 5邯郸薛庄 6武安赵窑 7永年邓底 8沙河青介 9邢台东先贤 10邢台贾村 11邢台葛家庄 12邢台曹演庄 13邢台粮库 14邢台西关外 15隆尧双碑 16临城古鲁营 17临城补要村 18赵县双庙 19正定新城铺 20灵寿西木佛村 21新乐中同 22定州北庄子 23容城上坡

小型遗址方面，在殷墟以北周边有安阳辛店遗址，其地西南距殷墟10公里，除房基、墓葬之外还发现铸铜遗迹，包括陶范、模、芯共约5,000块，磨石、骨锥、铜削等工具上百件。可能属于殷王室在殷墟周边掌握的一处铸铜聚落。[19]此外还有林县下陶、[20]磁县下七垣遗址。[21]其中下七垣遗址发现铜器3件带「受」字铭文，2件带「（启）」字铭文。以上可见殷墟周边遗址较为稀少。

往北到邯郸、邢台地区周边则有邯郸涧沟、[22]邯郸薛庄、[23]武安赵窑、[24]永年邓底、[25]沙河青介、[26]邢台贾村、[27]邢台西关外、[28]邢台曹演庄、[29]邢台东先贤、[30]邢台粮库、[31]邢台葛家庄、[32]隆尧双碑、[33]临城古鲁营、[34]临城补要村遗址。[35]遗址普遍发现窑址，其中隆尧双碑遗址更发现窖藏陶鬲77件。另外发现墓葬及房址，墓葬一般出土少量陶器。其中武安赵窑遗址发现数件铜器带「」字铭文；临城补要村遗址发现铸铜遗迹，包括密集的炭渣及烧土，并散见陶范、坩埚、残炉壁、范芯、铜器碎片。这个区域的遗址较多，但遗存基本以陶器为主。其中普遍出现窑址是这个地区的特殊现象，显示当地可能存在制陶产业。

邢台以北至石家庄。

邢台以北至石家庄、保定地区，有赵县双庙、[36]正定新城铺、[37]灵寿西木佛村、[38]新乐中同、[39]容城上坡遗址。[40]遗存以墓葬为主，但部分随葬品较为丰富。如赵县双庙遗址发现墓葬一座，随葬品有玛瑙、玉器；正定新城铺遗址发现墓葬一座，随葬铜器中有6件带「 」或「 」（ ）铭文； 灵寿西木佛村遗址发现墓葬一座，随葬铜器22件等。

另外还有属中型遗址的定州北庄子墓地，发现墓葬42座。随葬品中铜器比例明显较高，其中31座墓共出土铜器274件，有青铜礼器、兵器、工具与其他等。此外还有陶器18件，玉、石器共45件，以及少量骨、蚌、木器等。随葬品较多者有M5随葬铜器30余件与小型玉、石饰，M80随葬铜器等物品27件，也有无随葬品者。个别墓葬殉一或二人。铜器普遍带有「 」字铭文。[41] 是殷墟以北规模较大的的一处墓地。 以往部分学者认为北京地区亦存在殷墟文化遗址，不过相关遗存较少且存在争议，暂不纳入。[42]

从殷墟以北遗址分布来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殷墟至邯郸地区。这个区域除殷墟遗址外的遗存较少，可能是资源集中于殷墟的表现。表现在政治势力上，应为殷商王室直接掌握的区域。第二是邯郸、邢台地区。出现的遗址明显增多，但遗存普遍较少，并以窑址为主。推测为服属于殷商王室的族群分布区，并主要经营制陶产业。第三，石家庄、保定地区。此区的遗址分布又趋稀疏，不过其中的定州北庄子遗址规模明显不同，墓葬伴随较多青铜器等，加上周边遗址遗存也更为丰富，应属于独立性更强的地方势力。因此甲骨文虽能看出殷商势力最远达河北东北部一带，但考古资料更能显示这个范围内的分层结构。

三、南部

南部区域同样存在许多族群，但比较能确定地望的仅有 、曾二族。前者见于《合集》2354臼：「戊申，妇 示二屯。永。」其中「 」作「 」形，或释「息」字。「妇 」为 族嫁与殷商王室之女子，则殷、 之间存在联姻关系。至于族地望，目前在河南罗山天湖墓地（详后）出土较多带「 」（《集成》1225）、「 」（《集成》1226）字铭文铜器，亦有作「 」（《集成》1535）形者，应为该族所在。后者曾族位于豫、鄂一带，是与殷商关系友好且地望离殷商最为遥远的族群。相关卜辞如下：

乙未〔卜〕，□贞：立史（事）于南，又〔从□〕，中从 ，左从曾？《合集》5504

〔乙〕丑卜，曾令归？《合集》22294

《合集》5504卜问于南方立事，右从□，中从 ，左从曾？大致是在南方展开军事行动的内容，可推论曾在商的南方。右、中、左为殷周军队常见「三军」编制，《合集》33006：「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春秋‧襄公十一年》亦载：「王正月，作三军。」[43]《合集》22294卜问命令曾归来？曾既参与征伐并受命令，可知商、曾关系友好。此外并无双方明确敌对的内容。

关于曾的地望，丁山、饶宗颐、李孝定先生根据传世文献中潧水、鄫国的位置认为其地在今河南。[44]而据近年考古发掘成果，湖北随州另有一个未见于传世文献的「曾国」：

M65的年代当在西周早期的康昭之际。……在一些反映身份的重器如方鼎、圆鼎、簋等上多见有「曾侯」和「曾侯谏」的铭文，因此，可以断定，该墓葬所出的大批铜器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曾国铜器群之一，其国属应为曾。……主人应当属曾侯谏墓。[45]

之后发掘则补充说明此地：「应是西周早期的一处曾侯家族墓地。」[46]因此殷商的曾亦可能位于豫南、鄂北之间。以上所说，大致可知殷商王室的势力范围南至今豫南一带。

至于殷墟以南的遗址分布可参下图：

图4 殷墟以东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1淮阳冯塘 2民权牛牧岗 3夏邑清凉山 4菏泽安邱堌堆 5梁山青堌堆 6平阴臧庄 7平阴朱家桥8济南刘家庄 9济南大辛庄 10邹平丁公 11桓台史家 12阳信李屋 13益都苏埠屯 14寿光古城15泗水寺台 16邹县南关 17滕州前掌大

殷墟以东至菏泽地区之间，由于在先秦时期属古黄河河道区，[87]除前述濮阳马呼屯遗址以之外基本未发现遗址。[88]豫东地区有淮阳冯塘、[89]民权牛牧岗、[90]夏邑清凉山遗址。[91]山东泰山以西有菏泽安邱堌堆、[92]梁山青堌堆遗址。[93]发现少量房址、墓葬等，遗存以陶器为主。

泰山以北地区有济南大辛庄、[94]济南刘家庄、[95]平阴朱家桥、[96]平阴臧庄、[97]阳信李屋、[98]邹平丁公、[99]桓台史家、[100]寿光古城遗址。[101]主要发现墓葬及房址。其中济南大辛庄遗址在一、二个探方内集中出土夹细砂红陶大口缸，可能与冶炼有关。另外还发现卜甲中有一片存有刻辞34字，与殷墟卜辞明显属同一系统；济南刘家庄遗址发现墓葬77座，其中M121、M122随葬的铜戈、矛、刀达数十件，并有较多带「」字铭文铜器；平阴臧庄遗址发现墓葬一座，随葬的一件铜爵带有「子（义）」铭文；阳信李屋遗址存在较多的「盔形器」，被认为与制盐有关；桓台史家发现几片刻划卜骨。

此外还发现属中型遗址的益都苏埠屯墓地。随葬品以铜器（主要为铜镞）及大量的贝、蚌为主。其中至少有一座「亚」字形大墓，随葬的铜钺，以及铜锛、铜爵残片均带有「」字铭文（或释亚丑）。还有二座「甲」字形墓M8与M11。前者随葬铜器中有13件带有「（融）」字铭文。[102]不过苏埠屯墓地年代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部分墓葬可能晚至西周早期。[103]

泰山以南有泗水寺台、[104]邹县南关遗址。[105]均为墓葬，随葬铜器为主。其中邹县南关遗址随葬铜觚带铭文「（子保）」，铜爵带铭文「」，应为「保」字异构。

此外还有属中型遗址的滕州前掌大墓地。发现双墓道墓葬2座，其中BM4存在地面建筑。单墓道墓葬、中型墓葬各一座。小型墓葬一般随葬铜器或陶器，数量在数件至数十件不等。1998─2001年又陆续发掘了一批墓葬，有11座被归为殷墟四期晚段。[106]不过前掌大墓地的分期存在争议，部分墓葬可能晚至西周早期。[107]另外该地西周时期的墓葬出土大量带有「史」字铭文铜器，与殷商时期墓葬的族属关系有待研究。

以上殷墟以东遗址分布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殷墟至濮阳古黄河河道区。这个区域同样出现真空状态，可归属于殷王直接管理区。第二是商丘、菏泽至济宁、淄博地区。遗址数量较多并沿泰山山脉周边分布。墓葬大多随葬陶器为主。应为服属殷商王室的族群所在区。从平阴臧庄、邹县南关遗址出土带「子某」铭文铜器来看，此区域还存在殷王宗室。第三是潍坊、枣庄地区。发现属中型遗址的益都苏埠屯、滕州前掌大墓地，均出土带墓道大墓及较多青铜器，明显与周边遗址不同。属独立性更高的区域。其中益都苏埠屯墓地的族属「」，在甲骨文中亦见此族，如《合集》36419有「小臣」，「小臣」之称说明其为王室官员。不过族既作为王室之臣，但在地方上又存在王室等级的「亚」字形大墓，双方复杂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结合甲骨文与考古资料，殷商以东势力范围最远可至山东泰山以北、以南区域。

五、西部

以往学者认为卜辞中有许多势力位于殷商以西区域，不过大多无法确定具体地望，只能概括在今山西及晋陕交界一带。能够确定地望且离殷商政权西部最为遥远的势力仅有陕西的周族，即日后代商之周。甲骨文中商周关系并不稳定：

丙寅卜，内：令周取？《合集》8854

甲子卜，贞：妇周疾不（徙）？《合集》22265+《乙补》7387+《乙》8743+《乙》8833+R37046[108]

□未卜……弗（敦）周？《合集》6824

丙辰卜，贞：王周方征？《合集》6657正

《合集》8854命令周取？《合集》22265+《乙补》7387+《乙》8743+《乙》8833+R37046卜问妇周疾病不延续？妇周为殷周联姻的明证；《合集》6824辞残，留有弗敦伐周的内容；《合集》6657正卜问王征伐周方？从周方之称可知周有一段时间不隶属于殷商王室。[109]从双方关系若即若离，可推测殷商王室对周及其所在区域无法完全掌握。

关于周的地望，商末时位于陕西关中平原岐山、丰镐一带没有争议，但此前位于何处则有不同说法。钱穆先生云：「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110]陈梦家先生说：「周在今山西南部，……自古公而周始去晋南而至于陕。」[111]岛邦男先生认为：「周方必在岐山的中心地。」[112]夏含夷先生则言：「在商王武丁前后，……周的故居即在河东地区内。」[113]主要认为在晋南或陕西关中平原一带。其他学者看法大致不出以上所说。晋南说主要是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但由于该地尚未发现与周人遗存相关的考古遗址，目前无法证实。相较之下，陕西关中平原西部的考古发掘较为丰富，目前已发现碾子坡类遗存、[114]刘家类遗存、[115]郑家坡类遗存等。[116]由于与商末周初的周人遗存有所联系，所以考古学者多认为其中一支为「先周文化」。[117]

由于先周文化的归属存在争议，可暂将殷商时期的周置于陕西关中平原一带。考虑到以上所说各类遗存的东界大约在今西安，则甲骨所见殷商西部的势力范围最远可至陕西西安一带。

再看殷墟文化以西的遗址分布：

图5 殷墟以西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1长子北高庙 2屯留上村 3武乡上城 4灵石旌介 5闻喜酒务头 6浮山桥北 7西安老牛坡 8西安袁家崖

图中可知殷墟文化以西至太行山一带未见遗址。在太行山西侧的晋东南部有长子北高庙、[118]屯留上村、[119]武乡上城等小型遗址。[120]均为随葬少量铜器的小型墓葬。晋中、南及陕西西安地区存在较多中型遗址。晋中灵石旌介墓地发现墓葬数座，随葬铜器达数十件，其中30多件铜器带有「」字铭文。[121]晋南浮山桥北墓地发现一批墓葬，其中带一条墓道的墓葬5座，部分随葬车马。中型墓9座。墓葬年代涵盖殷商至西周中期。[122]该区域曾发现一批被盗的带「先」字（或释「失」）铭文铜器，[123]一般认为即此遗址所出，不过具体情况未明。闻喜酒务头墓地发现墓葬12座，其中带一条墓道的墓葬5座。不过完整资料尚未公布。[124]陕西有西安老牛坡遗址，发现大型夯土基址、陶窑、铸铜遗存、墓葬38座及陪葬墓、马坑、车马坑等。墓葬有半数殉人，随葬品以铜器为主的有10余座。[125]邻近的袁家崖遗址发现一座小型墓葬，可能属老牛坡遗址的一部份。[126]

以上遗址虽然较少，但仍可看出三层结构。第一为殷墟至太行山山脉区。这个区域同样是殷墟王邑的资源集中导致的「真空」状态，属王室直接控制的范围。第二是晋东南区。这些出少量铜器小型遗址邻近太行山脉，与殷墟遗址隔山相望，应为服属于殷商王室的族群所在。《尚书•西伯戡黎》亦载此地存在殷商的诸侯黎国，可作为参考。[127]第三是晋中、南及陕西西安地区。出现的较多带墓道大墓及大量铜器均显示为独立性更强的区域。这应是太行山脉的阻隔，导致殷商王室对其西区控制较弱的表现。结合甲骨文与考古资料，大约可知殷商以西势力范围最远至陕西西安一带。

六、结论

结合甲骨文及考古资料，既可看出殷商势力的最大范围，其中还能细分为三层结构。首先以殷墟为中心，资源的集中导致北至邯郸，南至鹤壁，东至古黄河，西至太行山出现的「真空」范围，属商王直接控制区；第二层为北至邢台，南至驻马店，东至山东淄博、济宁，西至荥阳及山西长治地区。根据遗存内涵及部分青铜器铭文可知，为服属于殷商王室的族群及部分王室宗族所在。此区域已非由商王直接管辖；第三层为北至秦皇岛，南至罗山，东至鲁北潍坊、鲁南枣庄，西至山西灵石、闻喜及陕西西安地区。从出现带墓道墓葬、随葬青铜器的比例更高，以及出现车马坑等，明显属更富独立性的区域，相当于边域或域外区。其中既存在服属于殷商王室的族群，亦有关系不稳定的势力，可能还包含与殷商不相隶属的「某方」。周边的小型遗址不排除为从属于这些地方势力的关系。从中不但能看出殷商王室的控制力道随范围外扩而逐步递减，且各区域的发展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如往北的发展沿着太行山脉与古黄河河道之间，往南主要分布于黄河两岸交通要道，往东沿着泰山南、北部，往西则受太行山脉的阻隔而发展范围较小。

当然，以上研究受限于现有资料而有讨论余地。例如透过殷墟甲骨文讨论殷商王室与周边族群的关系，实际上仅是片面的从殷商王室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而考古遗存虽然相对客观，但问题在于殷墟文化与殷商政治势力范围不会正好等同。例如非殷墟文化的势力亦可服属于殷王室，属殷墟文化的遗存也可以是深受殷墟文化影响的敌对国家。前者就如甲骨文所见的竹、周等族，后者虽无法从考古资料看出此一情况，但殷墟文化边缘存在规模较大、遗存较丰富的遗址是事实，就算其中存在与殷商敌对的势力也不意外。这些问题都可能随着新材料的出土及解读方式的不同，可以进一步研究及修正。

参考文献：

[1]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23-25；董作宾，〈希望中的殷商时代疆域图〉，《中央日报》「地图周刊」第400期纪念（1954年4月23日），又收于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28（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甲骨文献集成》各册出版资料相同，以下不再注明），页71；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311-312；岛邦男着，濮茅左、顾伟良译，《殷墟卜辞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735；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页95-97；严一萍，《甲骨学》（台北：艺文印书馆，1978年），页141-142；叶文宪，〈商代疆域新论〉，《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101-112；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221；宋镇豪，〈商代的王畿、四土与四至〉，《南方文物》1994年第1期，页58；卢连成，〈商代社会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构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期，页57-92；韦心滢，《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页89-355。此处仅列举相关研究的一部分，不过已可见其梗概。

[2] 以往部分学者探讨此一问题会将「某方」纳入讨论。然而「某方」相当于「外国」，从卜辞可知双方基本敌对，也未有隶属关系。因此其所在区域不能视为殷商政治势力范围。参岛邦男着，濮茅左、顾伟良译，《殷墟卜辞研究》，页814；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四册引叶玉森说，页3147；水野清一，〈殷の历史地図〉，收于氏编，《东洋の歴史》第1卷《中国文化の成立》（东京：人物往来社，1966年），又收于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24，页255；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页107；David N. Keightley（吉德炜）, The Ancestral Landscape: Time, Space, and Community in Late Shang China (Ca. 1200-1045 B.C),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2000, pp.57-58.

[3] 可参王玉哲，〈殷商疆域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点」和「面」的概念〉，《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页42；林澐，〈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88；林澐，《商史三题》（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8年），页1-46。另外，学者一般以「王畿」指称殷商王室的直接控制区，但二者概念实不等同，笔者将另文讨论。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页8-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页284-324。

[5] 仅出土灰坑或采集、调查所得的遗址，对遗址性质的讨论较无帮助，不纳入讨论范围。

[6] 可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页1-4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页284-303；唐际根、何毓灵，〈殷墟近十年的考古新收获〉，收于陈光宇、宋镇豪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新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页298-308。

[7] 文中地图均依据Jarvis A., H.I. Reuter, A. Nelson, E. Guevara, 2008, Hole-filled seamless SRTM data V4,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opical Agriculture (CIAT), available from http://srtm.csi.cgiar.org, 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ngcc.sbsm.gov.cn）资料绘制。

[8] 陈逸文，〈《甲编》新缀五例与《甲编》之误缀〉，《故宫学术季刊》第30卷第4期（2013年），页247-248。

[9] 「妇」甲骨文多作「帚」（），一般认为即「妇」字。已往学者虽对「妇某」性质有不同看法，但经笔者全面考察卜辞，「妇某」最有可能为商王及其宗室的配偶。参江俊伟，〈殷商政治空间及其主要统治结构〉，国立中正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博士论文，2019年8月，页141-151。

[10] 另外孙亚冰、林欢先生根据《合集》3324内容认为有「竹侯」。见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收于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1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页372。不过作竹字形的「」字其上半部为残缺的甲骨，而此字形又与「」字下半部相同，且卜辞又常见「侯」一词。是以《合集》3324「」形可能为「」字残缺的下半部，未必是「竹」字。

[11] 李学勤，〈试论孤竹〉，《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页204-205。

[12]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330。

[13] 彭邦炯，〈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收于王宇信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400。

[14] （西汉）司马迁着，（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新校本史记三家注并附编二种》（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以下简称《史记》），卷61〈伯夷列传〉，页2133。

[15] 《史记》，卷3〈殷本纪〉，页109。

[16] 钱穆，《史记地名考》（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又出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页25。

[17] 冯时，〈殷代史氏考〉，收于陕西师范大学、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主办，《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页30。

[18] 朱彦民，《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页1-185；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页151-281。

[19] 孔德铭等，〈河南省安阳市辛店商代铸铜遗址发掘及学术意义〉，《三代考古（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页52-62；〈考古发现证实河南安阳辛店遗址为商代晚期大型青铜铸造基地〉，《光明日报》2019年2月27日，第9版。

[20] 张增午，〈河南林县下陶村发现一件晚商铜斝〉，《文物》1982年第9期，页33。

[21] 罗平，〈河北磁县下七垣出土殷代青铜器〉，《文物》1974年第11期，页90；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页185-214。

[22]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页197-202。

[23]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河北省文物局，〈河北邯郸薛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3期，页351-390。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四）〉，《考古》1987年第7期，页65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文化学院，〈武安赵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页329-364；刘超英、裴淑兰，〈河北商代带铭青铜器综述〉，收于《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文明研究（一）──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365-372。

[2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市文物研究所、永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永年邓底遗址发掘简报〉，《河北省考古文集（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12-26。

[26] 任志远、田凤山、罗平，〈沙河县青介村发现古代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页78；徐海峰，〈河北商周考古历程〉，《文物春秋》2000年第6期，页8-18。

[27]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贾村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0期，页29-3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8年邢台地区古遗址古墓葬的发现与清理〉，《文物》1959年第9期，页68。

[28] 唐云明，〈邢台西关外遗址试掘〉，《文物》1960年第7期，页69-70。

[29] 河北省文化局发掘组，〈邢台市发现商代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页70；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页43-50。此二篇文章所指为同一遗址。参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邢台尹郭村商代遗址及战国墓葬试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4期，页69。

[30] 邢台东先贤考古队，〈邢台东先贤商代遗址发掘报告〉，《古代文明》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页371-45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着，《邢台商周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页57-128。

[31] 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编着，《邢台粮库遗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页139-225、279-288。由于粮库遗址与曹演庄遗址相近，也被合称为曹演庄遗址。参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着，《邢台商周遗址》，页7。

[3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市葛家庄遗址1999年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2期，页3-27。

[3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隆尧县文物保管所，〈隆尧双碑遗址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页133-153。

[3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着，《邢台商周遗址》，页187-264。

[3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北区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3期，页3-15；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南区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3期，页16-29。

[36] 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普查组，〈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考古新发现〉，《文物资料丛刊》1（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页151。

[37] 刘友恒、樊子林，〈河北正定县新城铺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1984年第12期，页33-34。

[38]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灵寿县西木佛村出土一批商代文物〉，《文物资料丛刊》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页117-119。

[39] 文啓明，〈河北新乐、无极发现晚商青铜器〉，《文物》1987年第1期，页48-50。

[4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容城县文物保管所，〈河北容城县上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7期，页1-7。

[4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定州北庄子商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页230-240。

[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页324-325；张翠莲，〈商文化的北界〉，《考古》2016年第4期，页91-101。

[43] （春秋）左丘明传，（西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左传注疏》，收于阮元审定，《重栞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开雕（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以下十三经本皆同，不再注明），卷31〈襄公十一年〉，页543上。

[44] 各说见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页2123-2124。

[4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页40。

[4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页51。

[4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淇县大李庄商代晚期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5期，页24-40。

[48] 袁广阔、南海森，〈近年濮阳考古发现与研究〉，《三代考古（六）》（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页96-97。

[49]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韩国河、赵海洲编着，《新乡李大召：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3、266-311、3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三）〉，《考古》2007年第7期，页63。

[50] 傅山泉、明永华，〈河南新乡市杨村商代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2010年第4期，页21-28。

[5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辉县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页1-32。

[52] 齐泰定，〈河南辉县褚丘出土的商代铜器〉，《考古》1965年第5期，页255。

[5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辉县孟庄》（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4、306-338、388、517。

[54] 河南省文物局编着，《辉县孙村遗址》（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页6-13、28-78、124-125。

[55] 杨宝顺，〈温县出土的商代铜器〉，《文物》1975年第2期，页88-89。

[56]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孟县涧溪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第1期，页33-39。

[5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乡地区文管会、孟县文化馆，〈河南孟县西后津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页1、6-8。

[5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页7-8、875-951、1033-1035。

[59]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陈庄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页27-40。

[60]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黄河路109号院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5年第3期，页4-13。

[6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郑州市马良寨遗址晚商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4期，页14-25。

[62]〈河南郑州高庄遗址发现晚商遗存〉，《中国文物报》2017年1月27日，第8版。

[63] 信应君，〈梁湖遗址商代大型建筑基址性质初探〉，《黄河‧黄土‧黄种人》2017年第10期，页18-23。

[6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荥阳竪河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0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年），页34-35。

[6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荥阳市关帝庙遗址商代晚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7期，页32-46。

[6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荥阳小胡村墓地商代墓葬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5年第1期，页3-13、25。

[6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编着，《荥阳西司马墓地》（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页2-3、188；郝红星、于宏伟，〈荥阳西司马商周墓地再研究〉，《中原文物》2018年第1期，页67-79。

[68] 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编着，《登封南洼：2004─2006年田野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页635-701、781-795。

[69] 游清汉，〈河南南阳市十里庙发现商代遗址〉，《考古》1959年第7期，页370；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市博物馆馆藏的商代青铜器〉，《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页95-96；南阳市文物工作队，〈南阳市十里庙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页27-29、14。

[70] 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河南驻马店闰楼商代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8年第4期，页457-510。

[7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河南上蔡出土的一批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1期，页66-69、63。

[72] 信阳地区文管会、固始县文管会，〈固始县葛藤山六号商代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页96-99。

[73] 葛介屏，〈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1期，页2。

[74] 阜阳地区博物馆，〈安徽颖上王岗、赵集发现商代文物〉，《文物》1985年第10期，页36-41。

[75]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页111-118；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县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页4-13；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页153-197；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管会，〈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三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页14-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信阳市博物馆、罗山县博物馆，〈河南罗山天湖商周墓地M57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6年第2期，页3-12。肖梦娅等，〈信阳罗山天湖墓地出土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初探〉，《华夏考古》2016年第2期，页135-145。

[7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页83-99；豆海锋，〈试论安徽沿江平原商代遗存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页69-80、68。

[77] 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附于《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又出于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78。

[78] 《合集》6665正+《合集》16900正。黄天树主编，《甲骨拼合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页118-119、413。

[79] 胡厚宣，〈甲骨文所见殷代奴隶的反压迫斗争〉，《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页6；于省吾，〈释〉，收于氏着，《双剑誃殷契骈枝》（北京：虎坊桥大业印刷局，1940年），又收于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8，页218-219。

[80] 林泰辅、董作宾、胡厚宣、岛邦男等说，见锺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页104、149；丁山说见氏着，《殷商氏族方国志》，附于《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页79-80；（东汉）赵岐注，（北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4〈公孙丑章句下〉，页84下；（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26〈淄水〉，页2245。

[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页305。

[82] 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页3390。

[83] 叶玉森、饶宗颐、李孝定等说见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第一册，页89-90；郭沫若，《卜辞通纂》（东京：文求堂书店，1933年），又收于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2，页113；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页196；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页410。

[84] 《左传注疏》，卷8〈庄公五年〉，页140下。

[85] 郭沫若，《卜辞通纂》，页115；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又收于刘庆柱、段志洪主编，《金文文献集成》21（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页405；锺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页219。又《屯南》2064有「王族其（敦）尸方邑旧」一句，提到王族敦伐尸方的邑落「旧」。后期黄类卜辞未见尸方之称，不过《合补》11232：「癸未王卜，贞：旬亡？才（在）十月又二。王征人方，才（在）旧。」商王征伐人方亦经过「旧」地。似乎也说明人方就是尸方。

[86]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页306。

[87]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页17-18。

[88] 袁广阔、南海森，〈近年濮阳考古发现与研究〉，页96-97。

[89] 淮阳县博物馆，〈河南淮阳县出土一批晚商文物〉，《文物》1989年第3期，页94-96。

[90]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商丘市文物局、民权县文化局，〈河南民权县牛牧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2期，页3-17。

[91]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丘地区文管会，〈河南夏邑清凉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页443-519。

[92]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菏泽地区博物馆、菏泽市文化馆，〈山东菏泽安邱堌堆遗址1984年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八）》（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317-397。

[9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梁山青堌堆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1期，页28-30。

[94]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博物馆，〈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第6期，页12-27；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页47-52；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大辛庄商代居址与墓葬〉，《考古》2004年第7期，页25-33；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所，〈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考古》2003年第6期，页3-6。

[95]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1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页243-334。

[9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2期，页86-93。

[97] 平阴县博物馆筹建处，〈山东平阴洪范商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页93-96。

[9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阳信县李屋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3期，页3-17。

[99]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邹平县文化局，〈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页391-398；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6期，页496-504。

[100] 张光明、夏林峰，〈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发掘收获相关问题的探讨〉，《管子学刊》1999年第4期，页89-96；王树明、张光明，〈山东省桓台县史家商代箕（）国都址东夷旧部薄姑说〉，《管子学刊》2011年第2期，页121-128。

[101] 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县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文物》1985年第3期，页1-11。

[102]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页17-30；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丑」铜器〉，《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页23-3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地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1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54-273。

[103] 黄川田修，〈斉国始封地考──中国山东省苏埠屯遗迹の性格──〉，《东洋学报》第86卷第1号（2004年），页1-36。

[104] 赵宗秀，〈山东泗水发现商代青铜器〉，《考古》1988年第3期，页284。

[105]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页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邹县文物保管所，〈山东邹县古代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第3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98-108；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邹县南关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页61-68；黄川田修，〈山东邹城南关遗迹の研究──西周时代の黄河下流域の一様相──〉，《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第49册（东京：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1年），页58-78。

[1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一）〉，《考古》2005年第7期，页58-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滕州市博物馆，〈滕州前掌大村南墓地发掘报告（1998─2001）〉，《海岱考古》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页227-375。

[107] 张应桥，〈关于山东滕州前掌大M3、M4的年代问题〉，《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页59-63、68；付琳，〈滕州前掌大墓地分期及相关问题研究〉，《华夏考古》2014年第1期，页72-84。

[108] 蒋玉斌，〈子卜辞缀合11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4961.html，2015年1月26日。另「」字一般读为「延」，此处参考郭静云先生的意见读为「徙」。见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页359。

[109] 一般认为《合集》20074有「周侯」之称，不过该片为残甲骨，暂存疑。

[110] 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1931年），又收于氏着，《古史地理论丛》（台北：东大图书，1982年），页5。

[111]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页292。

[112] 岛邦男着，濮茅左、顾伟良译，《殷墟卜辞研究》，页790。

[113] 夏含夷，〈早期商周关系及其对武丁以后殷商王室势力范围的意义〉，《古文字研究》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又收于氏着，《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9。

[1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南邠州‧碾子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页348-352。

[115]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页16-29。

[116]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页1-15。

[117] 可见雷兴山，《先周文化探索》（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页1-14。

[118] 郭勇，〈山西长子县北郊发现商代铜器〉，《文物资料丛刊》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页198-201。分期参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1090。

[119] 长治市博物馆，〈山西屯留县上村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1991年第2期，页177。

[120] 王进先、杨晓宏，〈山西武乡县上城村出土一批晚商铜器〉，《文物》1992年第4期，页91-93。

[121]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编着，《晋中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页101-203。

[122] 桥北考古队，〈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古代文明》第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页347-394。

[123] 无署名，〈山西临汾破获文物案缴获商晚期「先」族青铜器〉，《中国文物报》 2001年6月3日，第1版。

[124] 〈「考古中国」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光明日报》2018年12月24日，第9版。[1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五）〉，《考古》1988年第7期，页661；刘士莪编着，《老牛坡 : 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田野发掘报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5、105-375；

[126] 巩启明，〈西安袁家崖发现商代晚期墓葬〉，《文物资料丛刊》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页120-121。

[127] 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10〈商书‧西伯戡黎〉，页144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