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篇散文《进山东》，展示了一个西北人进入孔子故里时的忐忑与不安。同时，作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其面对任何艰难的从容和洒脱。比如，一次在新疆时他喜欢上了老式火炕烤制的馕。怀揣着一块馕在沙漠上行走了一天，恰逢遇到一条河流，把干硬到无法咀嚼的馕抛向河的上游，便开始洗脸，洗毕时馕已顺水而至，捡起变软的馕就水而吃。但是，在中国礼仪的发源地，对于一个由乡下人转变而成的文人，该如何自处呢?在曲阜供奉孔子的庙宇里，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丝慰藉，因为基于最早的石刻描绘，这位伟大的圣人没有精致的外表，头凹脸阔且豁牙露鼻，如果这个形象如实，那么众人一定会被这种臼头深目的丑陋相貌所吓倒。

对于朋友所言的我们山东出大汉令我感到费解，是像中国东北三省的人一样身材高大，还是指道德或品行这一层面?下午，我们在马厩里给马喂了草料，欣赏了马具室里一排排奖杯和绶带，在淄博的第一顿晚餐还是在马术学校里享用的。主厨是一位内蒙人，一整只羊放在院里的烤架上，翻烤了几个小时，一旦羊肉烤得不再带血，他便先行切下一小块，让食客们品鉴是否鲜美，可供食用。

对于第一次来陕西接触中国社交活动的外国人，可能会把当地人所说的从现在开始，干啥事情都要遵从《周礼》视为真理，从而对其所定的敬酒规矩言听事行。而在山东，马厩主人卢先生的欢迎词让我大吃一惊：先吃点羊肉再喝酒。口干舌燥，腹中空空，必然醉倒。 我的右手抚平桌布，心想为什么不先敬三小杯呢?我餐盘旁的那杯烈酒，是倒在玻璃大杯中的，整整十五分钟没有动过。当允许喝酒时，也只是轻轻地抿一口，而没有酣畅淋漓地大口喝。

我左边的傅先生细心地留意到，我似乎比其他人先喝光杯中酒。我解释道：在西安，我们习惯用20毫升的杯子，所以不用自己判断酒量。听闻此话，他便即刻端上了分酒器和小酒杯，给在座的所有客人一一替换。谢谢，我的确习惯这种小酒杯。随即我用自己分酒器给傅先生斟满，以示感谢。傅先生坚持认为这样极为不妥，自己作为今晚的主陪，首先要照顾好坐在两边远道而来的客人，尽好地主之谊，而坐其对面的一位肌肉发达的年轻朋友则是副陪，一直辅佐傅先生全力招呼好大家。

一个小时过后，略有些拘谨的气氛渐渐舒缓开来。这里没有强制要求与每位来宾单独敬酒，但却丝毫没有让人有冷落之感。相反，彼此的相谈甚欢以及放歌欢唱令那晚的相聚异常圆满。不得不说，这是山东人智慧的完美体现。我参加过多次宴会，中途常有人出言不逊，冷嘲热讽，发泄内心压抑已久的不满与愤恨，令众人唏嘘，此人只管自己快活，倍感庸俗卑劣，有时亦会被他者厉声勒令闭嘴而尴尬收场。有些人努力证明自己是真男人，但来到山东，他们一定会希望成为真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