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一数，母亲离开我已经12年了! 母亲在弥留之际环顾四周之后，安然地闭上眼睛，走完她人生最蹒跚的一步，那是2012年4月8日，早晨8时零8分!

母亲最终卧床不起，就三年有余。发病的那天是2009年正月初七，那年春节，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地聚集在合肥的哥哥家中过年;年初六我离开时，母亲拄着拐杖，站在阳台上送我们，手里还拿着一件毛衣急切地摇摆着，说：落下衣服了，路上会冷的......

第二天，哥哥就打来电话说，母亲脑血栓又发作了，右脑和脑干大面积梗死，生命垂危。我匆匆赶到医院时，母亲正狂躁不安，胡言乱语。哥哥说，母亲这次发病后一直是这样，医生的诊断是血栓的面积、体积都过大，压迫语言神经，导致精神失常。母亲吵闹的时侯，几天几夜没有间歇，扶持她的人是轮流倒班、手忙脚乱。而她仿佛变成了机械人，高速地运转下去，不知停歇。后来在大量药物的作用下，才稍见衰减;但至始至终，有一句话是清楚的，就是一定要回去，回到农场!

母亲一生多灾多难。1956年前，住在祖籍长丰县，因为当时经济和医疗条件较差，三个长子女在2年期间先后夭折，给母亲的打击巨大，母亲当时就疯狂过一次。当时大舅带队在白米山农场垦荒，得到消息后，就派大表哥回老家，把母亲接到了农场。

1970年代，我家住过的老屋

大跃进时期，父亲在淮南煤矿挖煤，患上肺结核和哮喘病。妈妈带着姐姐在农场开荒，一家人分在两地。后来，父亲辗转来到农场，但已丧失了劳动力，家庭重担落在母亲的肩上。

母亲白天要参加连队集体劳动，下班后要洗衣、做饭、熬药给父亲喝，还要上山砍草拾柴。那时，没有运输工具，全靠肩挑背驼。往往，母亲白天在大田里插秧、割麦、挑肥、挑稻把，下班后顶着星星、月亮打理家务。

七十年代末期，农场允许职工搞点小菜园，养点鸡鸭。母亲更加辛劳，我常常几天几夜地看不到母亲，因为在我睡觉前，母亲还没有回来;当我睡醒时，母亲已经出去。因此，家庭经济略微宽松，一家人没有再饿肚皮，也没有借钱度日，姊弟三人都适龄的在农场学校里上了学。

由于母亲的勤劳，家庭副业搞得比较好，在文革时期，母亲曾被作为斗私批修的典型，拉到连队大会上批斗。清晰地记得，有一天晚上的批斗会上，母亲站在露天的场院上，汽油灯照得母亲的脸煞白，台上台下坐满黑压压的人群。我却觉得人多挺热闹，和小伙伴们在人群中穿梭，台上台下的蹦跶，玩地满头大汗。

相比起来，住在定远的姨娘家，比我们家更困难。姨夫1960年患上顽症，截去右腿，从此瘫痪在床。姨娘也因此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几次都要背着年幼的姨哥轻生，是母亲硬拉住拦着，鼓励她坚强的活下去。在后来的岁月里，帮助姨娘一家人成了母亲身上的另一副重担。

两个姨哥稍大一点后，母亲相继把他们接到农场，安排和我们一起上学、上山刨药、砍草、拾橡栗。收工以后，常撇开家中的活计，先帮姨哥刮药、捆草、剥栗子，一忙就是大半夜。然后把姨哥的劳动成果晒干，单独存放，抽空挑到街上卖到供销社，往往再添上自己的工资，凑成整数，让姨哥寄回家中。这些钱起了大作用，帮助姨娘家迈过了一道又一道沟坎，姨娘藉此养大了四个儿女。

1990年代，白米山农场三分场

母亲同样悉心照顾父亲家的亲人。父亲在老家的亲属遇到老人患病、孩子出生、子女上学等困难，母亲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竭力帮助，一掏就是20、30元钱，从未间断过。在当时，每个农场职工的月收入也就20多元。

我年幼时，体弱多病，三个月大，拉痢疾，拉的奄奄一息，是母亲背着我，到场部医院、滁县医院、南京医院，来往奔波，求医讨药。那时，缺少交通工具，更缺钱，来往必须步行几十里山路，走到张八岭赶火车。母亲常常抱住我露宿车站、街头，吃干饼，喝凉水，历尽千辛万苦。

稍大后，我又患上传染性肝炎，母亲带着我住院治疗，烧洗喂焐，一刻也不离开我;还独自带着我，到农场野外的养牛棚里，隔离了三个多月。

我9岁时夏天，夜晚到门口的石台上收鞋子，被躲在石缝里的蝮蛇咬了一口，污血淋漓，我大叫起来;母亲听见后，迅速冲到我的面前，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用嘴吸吮蛇咬的伤口。旋即，不顾一切地背起我，翻山越岭，跋涉十多里的山路，赶到场部医院救治。还一面哭泣着，说自己不精心，忘记收鞋子，让孩子遭了罪。治疗过程中，毒气蔓延严重，医生多次提出截除右臂的治疗方案，以保全我的性命。我家人顿时乱作一团，没了主张，是母亲坚定信心，多次拒绝截肢的要求，坚持保守治疗。而她却付出了百倍的心血，日夜呵护着我，才让我没有变成一个残废人。

2000年代，水牛木犁耕作间歇

1982年8月，多病的父亲去世，给我们留下无限的伤痛，也留下一笔医药债务。那年是承包到户的第二年，离开了集体劳动，家里没有一个整壮劳力，耕田耙地都不会，也不懂生产技术，这给我们家庭提出了新的挑战。母亲凭借着坚强的毅力，顽强地带领我们姊弟三人走了下去。

当时，哥哥从农场的高中刚毕业，就到合肥农垦建筑公司参加了工作。母亲自己在农场承包了20多亩山地，姐姐在农场承包20多亩茶园，我也承包了10多亩竹园，合在一起，有近60亩承包地。从春天开始，采茶、插秧、割麦、收稻、修竹园等等，都是纯原始手工劳作，一年四季没有休息一天，繁重程度难以言表，付出的艰辛非同一般。

1985年外甥女降世后，母亲又增加了一项劳务。下地劳作时，往往背上绑着孩子，臂弯里挎着篮子，里面装满水壶、吃食、雨伞、衣服等东西。到了地头，首先铺好席子，撑好雨伞，摆放好杂食，然后把外甥女放在上面，才下地薅草、间苗。劳作中，还不时走上田头，看看孩子，问一问热不热，饿不饿?再下地干活。就这样，一直把外甥女带满7周岁，送到明光市上小学。

在职期间，母亲及时足额上缴农场的每一项费用，没有拖欠农场一分钱。退休后很长时间，农场没有加入社会养老统筹，工资很低，每月只有几十元钱;有一段时间还发不出来。母亲靠着勤俭的习惯，70多岁，仍然上山采野茶，下田拾粮食，养鸡喂鸭，补贴家用。

母亲病重后回到农场，断续有些清醒，还是考虑家中负担;最终拒医绝食，加速了病情的恶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