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头衔挺多，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还有个服务队队长一职，我很少提及，许是不愿触及那段冰冷的日子。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当年的一名服务队员，并与他闲聊。不觉中往事再现，父亲依然那么年轻。

为解决无业居民的生存问题，各居委会组建了服务队，我们街道也不例外，几十号人轰轰烈烈地聚在一起，有老弱病残，有青壮汉子，还有刚刚扔了书包的毛头小子，红星服务队正式成立。队员们热情高涨，挑起了临工杂活。月底结账时，二十多元的钞票紧紧攥在手里，身上的自卑感也一下子消失了。

早年父亲遭受厄运，被扣上一顶看不见的帽子，丢掉铁饭碗，就连考上大学也没能通过政审。在异样眼光的包围下，他闭门把头埋进书籍里，不分昼夜与寒暑。岁月的艰难，他坦然面对，不能再白白浪费一副好身板，这样父亲便成了一名服务队队员，拉板车、抬石子、扛大包等，他都干过。

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那得有个头儿才行，在他们眼里，父亲算是个文化人，于是推选他当队长。也有好心人提醒，这一帮人可不好管啊，父亲没吱声。队长好歹是个官，父亲很卖力，啥事都抢在前头，管理起来有板有眼，大家都很服他。那些根正苗红的居民，也不再视他为坏人了。

卑微中见真情。朴实的队员们相互照顾，像自家人。那时候没有电话，请假需要当面说，好在大家住得不远。傍晚，一队员来到我家，胡队长，我家中有事明天不能出工了。行，我给你顶上。父亲毫不犹豫地答道。队中有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哑巴，身材痩小。她找上门来，比画了很长时间，父亲才明白她的意图。第二天，大伙一番商议，她领了个相对轻松的活，乐得直点头。邻居们有什么困难，或是遇到不解之惑，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我的父亲。

别干这事了，太累!母亲心疼地说。父亲挺着胸膛吼道：没事，我得养家活口，干体力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精神压力的释放。母亲懂他的心思，不再出声。

见长棕刷在市场上紧俏，父亲便购进竹子、棕毛和塑料绳，动手干了起来。棕毛的修剪、穿眼是细活，不费力，就由那些长者和妇女去做，刷柄的制作则留给自己和几个有力气的人。长长的竹子锯成一截截，劈成一片片，然后用各种刀具根据所需要的形状进行削剐，最后再用纱纸打磨。削竹子的活儿最苦，随时有被划伤的危险。大家缺少操作经验，每人每天也只能完成二三十把。父亲反复琢磨技巧，手法也越来越熟练，他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天制作六十把。

铭儿，中午给你爸送饭去。母亲说道。父亲干活的地点在玉虹街一处大屋里，不知是租借还是废弃的房子，空旷旷的，距离我家也就三分钟的路程。当时仅四五岁的我拎着饭盒，一溜烟小跑过去。父亲系着围腰，叉开双腿骑坐在长长的条凳上，竹子的一头卡住凳子固定的V形铁块，另一头直抵父亲的肚子，似乎就要穿进去了，父亲双手紧握剐刀，来回切削。汗珠晶亮晶亮的，滴在刀上，滴在竹片上。

我摸了摸父亲的肚子，能接触到的只是他放在肚上的破旧麻布，叠了好几层，湿湿的。父亲拍拍我的头，挤出一丝笑，回去吧，以后别来这儿。我不知何意，只觉得他的笑有点怪怪的。不过我也蛮自豪，常常说：我爸是队长!

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到怀宁县出差，住进一家小旅社，一张老式板床上罩着早已泛黄且千疮百孔的白色蚊帐，我们躲在里面，无法阻挡蚊子的袭击。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劳累的父亲却睡得很沉。

寒冬到了，父亲穿得单薄，他说他不怕冷，却把我们塞得棉墩墩的。母亲说，父亲以前还在肉联厂冷冻车间扛过猪肉，我听了浑身发冷。父亲乐呵呵地讲：我有的是力气，每天比别人要多扛几十包。一回到家，心里就暖乎乎的。我傻傻地竖起耳朵像听故事一样的，有一天，我听着听着，哭了。

服务队队长岗位上，父亲一干就是数年。后来父亲的问题得以落实，不再供职于服务队了。那些昔日队友都成了父亲的好朋友，多年来，他们一直亲热地称呼父亲胡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