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2月，我进入龙泉县黄田公社(现属庆元县)枫树桥小学读书。

我在读一、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就是大队的房子，在我家的对门。

那时一二年级全部就是一个老师，高老师。全部学生年龄大大小小，相差五、六年也有。我是七虚岁年后就开始上学的，算是班里最小的一个。

那时 一二年级的功课也简单，主要是语文、算术和体育课。这种复式教育也有好处。老师教二年级时，一年级做作业，或者也在听。教一年级时，二年级学生等于又复习了一遍。这个高老师文化不高，但手艺却不错，用木头做了许多步枪、大刀、手枪、手榴弹，甚至还有船桨。给大家体育课玩。

上三年级后，学校搬到我们村的最高处，新造黄田大队大会堂。枫树桥村一二年级都到黄坞村去上课了。而全大队五个村的三四五年级，在大会堂读书。三个年级也就三个班，每班20多位学生。学校也有林、邱、刘、徐四位老师。

我最快乐的就是课余时间打乒乓球。我因为年龄小，个子也小，座位一般都是第一桌，下课起立时就准备从教室冲到礼堂中间的乒乓球桌抢占位置。课余时间、周末、假日，如果没有劳动，我就跑学校打乒乓球。后来读大学一年级时，与另外两位同学参加全校乒乓球团体赛，获得团体第三名。

周末或暑假，我爱和小伙伴们上山砍柴。为此我还写了一篇散文《砍柴》。砍柴时，因为不小心，也出过两次刀斧之伤，至今留下了疤痕。学校没柴火时，要求学生背柴给学校。我总是选择家中晒的干的又大捆的背去。

山村晚上做作业，点煤油灯、火蔑，后来也有不大亮的电灯。不管如何，我会认真完成我的作业。我的大舅因为身体受伤，走路弯着身体，不便劳作，就学会了看风水、测字算命。舅就给我算生辰八字，说我命中是靠笔吃饭的。大舅来我家中，村中人也喜欢请他算命看风水。我也喜欢跟着他身边。

我们三年级开始有书法课，老师教我们练习的是柳体。如果哪个字写得好，老师会用毛笔蘸红墨水将那个字圈出来，像一个红鸡蛋。每次批改后，同学们都要数一数自己得的鸡蛋，我总是挺多。

在姐姐、哥哥相继失学后，父亲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父亲读过几年书，父亲那一代兄弟姐妹中唯一读过书的人。给我们讲薛仁贵征东征西，讲岳飞的精忠报国，讲杨家将，总是栩栩如生。村里的人也爱听，家里也常常聚着一些乡亲。这也和我后来读大学中文专业也有一些关系。

父亲对儿女们都很和蔼，但有时确也会严肃起来，父亲只要有点严肃就足以令我害怕了。父亲说：你把课本拿了读给我听听。我就胆怯地读了起来，但声音总是不够响亮。大声点!父亲的声音提高了。我便又大声点读了起来，但总还是羞怯。不过父亲找我朗读的时候并不多，因为我的成绩总令父亲放心。

父亲还做了一块木板，一面漆成黑色，让我练粉笔字，另一面划了棋盘，让我下象棋。

我在小学也有痛苦的地方。在学校小心翼翼。对同学能忍让，对比我小的小孩也会关照。尽管我对每位老师都很礼貌，劳动积极，学习优秀，但因父亲污染了报纸被造反派残酷迫害又坚决不低头的原因，我始终没能系上红领巾，更不用说能当上一个小小的班干部了。甚至有个别同学骂我是反革命的儿子。

在形势好转的1976年上半年，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读的是过渡班。老师破例说，要让同学们进行一次投票选班长。我看着黑板上，我的名字划票的正字越来越多，一直领先，心里虽不抱希望，但也有些安慰。但想不到班主任进教室看到票数后，勃然大怒：你们怎么选的，他连红小兵都不是，怎么能选他?!刚11周岁的我，只能默默承受着。记忆中班里也只有3一5个同学的因父母被划为批判对象，未能系上红领巾，成为那时的红小兵。

时至今日，虽然在我的读书生涯中，小学对我许多不公。我依然尊敬我的小学老师。以后我在县一中任教时，教到当年老师的孩子，我对老师的孩子也是尽力关照。当年所有的原因都是时代造就，老师对学习成绩也还是肯定的。有一次，考试出来，一个同学当面对我大叫：考第一名的是狗。老师听到后，还是狠狠批评了他。

如今我做老师快40年了，我也尽量保护学生的心灵，不管是谁的孩子。虽然有时也还做的不够好。

2013年，应邀给杭州学军小学钱塘校区学生作书法讲座。讲座前，校长领着两位学生，一位学生上来献花，一位学生给我系上红领巾。这是我第一次系上红领巾。这一天离该系上红领巾的年龄已经过去了40多年。也许是因为我的默默忍受与对老师、村人的礼貌，在小学推荐读初中的名单中，有了我的名字但却是最后一个名字。

真是好险又好运气啊!

如今枫树桥小学早已不在。而我每次回乡都要看一看这人生起点的地方，心中永远向上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