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疚入心要发芽

余启明

一九六四年九月，我走进东临风光旖旎的保安湖，西襟碧波荡漾的梁子湖的、建在一条长长的石板老街尽头的长岭中学，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初中生活。一年多以后，史无前例的革命，席卷这座原本书声琅琅的学堂。出生于贫苦农家、对伟大领袖怀有深厚感情的我们，自然而然地，戴上了红像章红袖章，站到了革命队伍的前列，为汹涌的大潮，增添了一朵朵浪花。这些浪花中的一部分，演变成了我的愧疚，在我的心底，蛰伏了近一个甲子!现趁纪念入学六十周年之机，袒露于众，既可让我原本纯洁但受过侵染的心灵，再经受一次洗礼，同时，也可让年轻的朋友们，增加一点对那段历史的了解。

你们怎么这样不相信人呢?

在长岭中学校园西侧，有一栋散发着浓浓书香的平房。这就是教师宿舍。北头第一间，住着二十出头的校团委书记刘兆瑞。一天午饭后，我们几个学生，咚咚咚地敲响了刘书记的宿舍的木门。脸色憔悴的书记打开木门，问你们有什么事吗?我们的领头的同学说，你是个保皇派。我们原来说过，你要好好学习，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我们今天来，就是来看看，你是不是在认真学习?刘书记说，我这几天感冒了。虽然病了，但我还是在认真学习。哄鬼!你们怎么这样不相信人呢?说完，刘书记转身从桌子上拿出一张报纸，有几处，用钢笔画了杠杠。你们看。领头的同学看了看，说，这就对了，要坚持，要跟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正式参加工作。第一站是太和区革委会。我拿着县委组织部开的介绍信，到太和报到。没想到接待我的，竟是刘兆瑞书记。原来，他已调动工作，现在在区里管组织人事。

有一次，我跟刘书记说，我们当年，太不懂事了。刘书记说，你不要自责，这不怪你们，当时是那么个形势。你们的本质是好的，阶级感情，也是很朴素的。你现在当干部了，以后要好好做事。老师的胸怀，何尝不是一片大海呢?

打在心里的一拳

快去，快去看游行!

郭邦兴戴高帽子了!

这里所说的郭邦兴，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一个十分和善的中年男子。不知怎么搞的，学校里的造反派，竟然盯上了他，押着他，戴上了一顶用报纸糊的帽子，在学校旁边的土路上，游行示众。一边游，一边高喊打倒郭邦兴的口号。

我加入了游行队伍。忽然，有人殴打郭老师。我感到惊愕。就在这时，一位同学走近我，用右手揑着我的左手，往郭老师的腰里，塞了一拳。

我是个老实本分的农家子弟，长这么大，还没有对谁动过手。可是，今天，却对老师动了手。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对老师动手，就等于对父母动手。这一拳，表面上，是打在老师身上，实际上，是打在了我自己的心里!几十年了，拳头似乎还没有抬起来过!

流泪的大字报

我们的体育老师，是位女士，叫朱翠珍。

一天，几位红卫兵在一起碰情况，发现还没有人动朱翠珍。不能杨叉打兔子!跟她写大字报!写什么呢?她总是穿得整整齐齐的，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她总是要我们跑快一点，不爱惜我们的身体，对贫下中农子女，没有感情。罪行定下来了，领头的同学，要我来写。我不敢推，也推不掉，便胡乱写了几句。贴到墙上，墨汁还在往下流。那不是墨汁，那是时代的泪啊!

向 东

我们有位老师叫杨林保，文字功底深厚，业余写了部长篇小说，题目叫《向东》。红卫兵组织的头头说，这是个重大问题!向东，我们的东边，不就是台湾吗?他向往台湾，这还了得?不能放过他。我听了后，说这样说，太牵强了。头头说，你根红苗正的，怎么能为别有用心的人辨护呢?我不再做声。后来，没有斗杨林保。听说有人跟头说，向东，就是心向伟大领袖。连这都要斗，还想不想活?头头吓得腿肚子打颤!

他的问题，就是他多读了一些年的书，并且，现在还在教书

高大，壮实，满脸是笑，即使滴水成冰，也只穿一两件或两三件卫生衣。这就是我们学校里的陶竟然老师，留给我们的印象之一。

革命开始以后，忽然一夜之间，绝大多数学生，都成了动力，绝大多数老师，都成了对象。陶老师也十分荣幸地成为了一个对象。

成为了对象，就可以享受对象应该享受的待遇了：包括但不限于被跟踪被盯梢被抓小辫子被油煎火烧。

包括我在内的几位革命小将，就曾尽职尽责地盯过陶老师一次梢。

有次陶老师上厕所。上完后，头头便指派我们几个，去厕所看看，看看他是否销毁过罪证?是否进行过其它的反革命活动?

我们立马捂着鼻子，象一群特务一样，贼眉贼眼的，相跟着往那个臭哄哄的地方钻。

一位老年校工，看到了这荒唐而又可笑的一幕，禁不住发问：你们竟然这样对待陶竟然，他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当然无法作答。但如果一定要作岀回答，那恐怕就只能这样说：是的，他有问题。他的问题，就是他多读了一些年的书，并且，现在还在教书!

我没有勇气继续写下去了。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要折腾了。我还希望，经过风吹雨打的老师们，健在的，继续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作古的，天堂安好，让璀璨的师德师风，在明净的世界里，继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