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我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了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这就是被称为汉学的学术考据运动的兴起。这个时期,人才腾涌,学派林立,学术取得十分可观的成果。研究这一时期学术与人才的特点,长处与不足,对现代文化研究不无借鉴作用。

1644年，满族军事集团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手中夺得政权,建立起绵延二百六十年的大清帝国。明末知识分子有鉴于亡国之痛,开始批判空疏无用的朱明理学,重新在儒家经典中寻找思想武器。他们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鼓吹民主与反封建意识。到了乾隆年间,满族入主中夏已近百年,由于雍正、乾隆时期朝廷的政治、文化高压，当时知识阶层不得不背离清初学者经世致用的初衷,客观上令埋首儒家经典的考据得以发展，蔚成风气，历久不衰。研究范围首先从先秦经典开始,然后旁及史学、子书、佛道内藏。其结果,写出浩瀚的著述。此间学术兴盛与人才成长原因，大体如梁启超所述:第一，承明学空疏之后,相率返于沈实;第二，社会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其学;第三,异民族入主中夏,故民专精以治朴学;第四，旧学派即堕,无定于一尊的蔽病，自由研究之风特盛。(《清代学术概论》,此外尚须补充的是:雍正后为钳制异端文化,曾数兴文字狱,故汉族学者仅能披上经学外衣,作曲折的思想斗争。从外因看,还有西方传教士东渐所带来的西方自然科学，工程技艺与政治文化学说的影响。因此在科学方法上,由于清初《大清会典》、《古今图书集成》的修撰，加上以后开明史馆，四库全书馆，以拉拢汉族知识分子。特别是康熙十七年(1678年)首开博学鸿儒科，乾隆元年(1736年)又开博学鸿词科,推进科举,拢络人才,客观上为人才涌现创造了条件。

文化的发展,除了以上原因外,还有其内在规律。乾嘉汉学是极富学术传统的。清初在著名学者顾炎武、黄宗羲周围就聚起许多学侣门人。顾炎武是浙西学派的代表,顾氏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江永、梅文鼎等,深受西学的影响。清代乾嘉汉学著名代表戴震早年受学于江永,故由江永直接衍出乾嘉天文、历算的研究。到了乾嘉时期，在江浙、湖广、京师、两广先后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派林立、学人辈出的局面。以整理古代文献相标榜,考据运动持续了百年以上。在知识阶层内,师生授受,学侣切磋,父子传习,兄弟商榷，蔚成风气。或书札往还论难，或主讲书院，形形色色,极盛一时,以治学风格而论,有的学者博览群藉,有的学者穷究一经，有的辨伪补辑,有的改编增订，细心者遇书即校,穷通者见佚就辑。一时学人,几乎动用了一切手段。先秦古籍，历代史乘,子书文集，几乎考核殆遍。其流风所及,广被士林,家饶钱财者亦趋逐时尚,附庸风雅，或刻书以博名，或延士以钓誉。一般学有根底而家境窘迫者,则游学幕府，依傍豪门,纂书修志以尽其才。

其间学者著录于同时江藩《汉学师承记》中的第一二流学者就有六七十人,著录于道光时唐鉴《清学案小识》经学学案中的学者有一百多人，而《清史稿、儒林传》为170余位学者作了传。一百余年的著作,以经部为例，据《皇清经解正续编》粗略统计有157种两千多卷，著作质量倍加精审。以史部地方志为例,案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算,有清一代为4655种76800卷之多,其中很大一部份为乾嘉上下撰成。这就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化宝库。

乾嘉时期学派的创立与人才的造就，主要是通过书院、幕府、国家史志馆等形式实现的。

乾嘉时书院有司多为学术中人,故能剪除积弊,崇尚朴学,广延名师，以通经读史为先,有关情况我已在《清代书院制与人才链》文细加论列，兹不赘述。

其次是幕府,清代地方官吏,总要聘请一些学者，充当顾问咨询政务、文化事宜，或授业亲属子族。幕主往往与之切磋学问,或委以修书撰志以扬名。学者中还包括著名的科学家,如梅文鼎在李光地幕,，李锐、罗士琳等在阮元文达幕。

第三是国家学术研究中心。清初几次诏修明史,康熙17年又开明史馆。其间笼络人才,虽前朝反清学人亦不避。乾隆时四库馆开,由著名学者纪昀晓岚主其事。纪昀荐戴震等专家预撰提要。戴震赴京，与京师学者交往颇密,学者荟萃京城,形成一时研究中心。

通观乾嘉时期人才的涌现。有如下几方面特点:

一、学派与师承性。清代乾嘉学术,以吴派皖派最为著名，其师承家传谱系十分明晰。吴派以惠栋祖孙三代为代表。惠栋家传,益弘其业，弟子有江声、余肖客,学派中人有钱大昕、王鸣盛、王昶、朱筠、孙星衍等学者。钱大昕兄弟大昭,大昭子东垣,族子塘、钻学术上均有成就。

开皖派先河的戴震,早年受学于以音韵历算见长的江永。戴门后学,以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最著。此外属于皖派的学者还有程瑶田、洪榜、汪中、阮元等。戴震与曲阜孔继涵、孔广森亦有亲属关系。孔氏与焦循等独得戴氏历算真传。阮元由经师侪身通显,聚起大批门徒。乾嘉后，段玉裁传学于外甥龚自珍：王引之授业门入俞樾,衍为清末著名学派。

二、地域性。以著名学者为代表,建立起以地域为中心的学术派别。清初浙西学派,衍为皖派与吴派，戴震于乾隆廿年执教京师，京师硕学名流相继问业于震，京师大有群星灿烂之象!由上述这种学术随一二钜子流播全国的特点,使清代学术普及全国,形成学派群起，人才喷涌的气象。

三、随不同学者而形成不同治学学风。乾嘉学者的治学作风总的特点表现在大胆疑古，不尊偶象，客观求是，正确对待博约关系诸方面。唐代以前，儒家对先秦经典视为神圣;宋元以后，学者又空谈心性,陷入凿空,明人喜造伪书,学风日下。清初学者有鉴于此,治学趋于沈实，再加上西人东来,《欧氏几何》,《天文初函》译介中国，西方科学的逻辑缜密，求证谨严令清儒耳目一新。太原阁若璩列128条证据，判明《古文尚书》之伪,为千年聚讼定了铁案，经典的神圣地位开始动摇。乾嘉时惠氏吴派尚有些墨守旧说,盲目尊古。到了戴震及其门人,便采取实事求是,还经书以本来面目。章学诚甚至提出六经皆史,使圣贤的地位一落千丈。此外,两派的学风还表现在处理读书博約问题上。乾嘉人才的成功，反映了博约关系的正确处理。本来,清初顾炎武、黄宗羲触类广博,著述繁富,这种学风直接影响到乾嘉经学与史学,特别对吴派影响尤深。吴派中人好繁征博引，往往失其头绪。皖派正有鉴于此,力求学问的专精。所以自戴震后，清学日趋精密,成就愈加突出。

四,重视人才的早期培育,勤奋自厉。戴派多数出身寒微,往往为生计所迫,业余以苦学成才。江永少时家贫,教书所入,尽以购书,遂通经义(江藩《汉学师承记》)洪亮吉,母篝灯课读,机声轧轧与书声相间不断(同上)凌延堪佣于书坊以成学,汪容甫借书书坊以通艺。这反映了学者不为逆境所迫,艰苦卓绝以成人才的精神。再以吴派惠士奇为例,惠氏奋志力学，晨夕不辍,经史典籍,多能暗诵,不遗一字，众皆惊服。由于吴派多属官僚，家资富足，多贮图书,父子授受,颇重人才的早期培育。例如王鸣盛四岁目识四百字,钱大昕读书十行俱下,王昶四五岁即暗诵唐诗,刘台拱观者目为神童。神童是天才,但人才并不都是天才。据载,阁若璩早岁天资薄弱,但他却愈加刻苦攻读,终于在十五岁时,忽然开悟。《汉学师承记》记载说:年十五,冬夜读书,杆格不通,愤悱不寐。漏四下,寒甚，坚坐沉思，心忽开朗，自是颖悟异常。其实，古代有江淹梦授神笔，从此下笔生花的传说。这不过是学识量的积累，终于借某一因素(梦、冬夜)而触发,产生质的飞跃的现象。经过多年的努力,阎若璩终于成为著名学者。

乾嘉时期出现了大批学者，他们毕生从事古典文献的整理。我们如何对乾嘉学人的质量与得失进行行全面评价呢?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特别在宋元数学由于明人鄙夷一切实学而失传达三百年之久，清代学者受到了的时代知识水平和方法论方面的局限。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局限，是他们主观意志所不能达到的了。只有把学人纳入所谓的科学共同体之后，并发展并使用出一种科学的国际语言，中国固有的科学中学，才能与現代自然科学合流。中学才能突飞猛进，并为世界科学所吸收。也即是说，中国学者才能发生质变。因此乾嘉汉学的出现，既是没落的封建社会的落日返照，同时，也透出近代科学日出的曦光。与乾嘉人才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近代资产阶级学人和革命家，例如章太炎，王国维等便是对乾嘉学者的一次超越。掌握了更新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的新一代学人，例如陈寅恪，赵元任，胡适，李大钊等又是学者质量的再一次新飞跃!